一部分干部同志，是觉着社会党进了城市，就看不起农村，就要放弃农村了，所以也反对搞好城市管理工作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农民主义、游击习气。”林淮唐反对道，“在潮梅的时候我们长期没有城市，一直感受着没有城市的痛苦，战士们子弹数量都那么有限，为什么？没有城市，我们连复装子弹的简单工艺都无法搞定。现在我们有了城市，就应当爱护城市，发挥城市的作用，使城市产生更多的军需品和日用品来支援未来的第二次革命，用来反哺和繁荣农村的经济。”

    林淮唐说道：“万一国会政治失败，袁世凯妄图复辟不得人心的专制制度，到那时没有城市的支援，没有铁路的运输，是不能迅速取得最后胜利的——当然，社会党人也该有这种自信，即便没有城市和铁路，我们也能打到最后，也能胜利到最后，但这不等于我们就要白白丢弃已经获得的优势。”

    其实现在社会党的情况还比后世更好一些，毕竟社会党没有经历多达十余年的游击战争，自然并没有把城市革命低潮期中产生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，当做绝不能修改的策略。

    农村包围城市，提倡的是重视农村，特别是重视农村的人力资源与基础物资生产能力，而不等于忽视城市，忽视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。

    如果反动势力在城市过于强大，那么社会党当然要做战略性撤退。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吗？恐怕并不是。至少北洋军在南方城市的力量还非常有限，而统治南方城市的封建地主（即豪绅、旧官僚）和新兴资产阶级（包括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）之间存在一定矛盾，且两派力量皆因为辛亥革命的缘故，暂时失去了对于城市政权的直接控制。

    南方不少城市的政权，或直接由社会党控制，或是由社会党与国民党、光复会中的进步派联合执政，广东、福建、上海，大抵都是如此情况。

    这时候再一味邯郸学步喊农村包围城市，那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，看不到城市的工业生产能力，可以为推动革命快速发展起到多大的帮助。

    最后林淮唐还是和蔡绮洪和黄少通两人，夸赞了一下厦门现在的城市管理工作：

    “像厦门的情况就很好，有统一的物资分配，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。我看在厦门工作的干部，好像也没有那种大吃大喝的坏风气，更没有擅自没收财产或者逮捕殴打任何人的混乱状况。”

    蔡绮洪说：“这方面工作要感谢黄展云老先生，他很重视司法方面的工作，厦门的国民法院就是黄展云先生组织起来的。国民法院接受老百姓的控诉，极严格地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，很好地解决了民愤问题，又不至于像纯粹依靠公审大会那样，经常导致老百姓的过激行为。”

    公审大会是一项极有创见的壮举，它可以在革命战争时期极大调动一般受压迫国民的反抗情绪，但也很容易造成过激和失控的情况。

    就光林淮唐了解到的情况，当时方声洞主持江北工作的时候，特别重视组织公审大会，便发生过老百姓在公审大会上情绪越来越激烈，最后居然是发展到当场将几个劣绅乱刀砍死，然后还分食其肉。

    那几个劣绅死有余辜，据说里头最王八蛋的一个人是沭阳大地主顾七斤，他在苏北有良田上万亩，有担任当地团练局的团总，每当他看中某家佃农的妻女时，就会以服役为名，将其召至家中奸淫。

    还有几个当场被群众咬死的和尚，是苏北宿迁极乐庵和宿迁邵店圣寿寺的和尚，他们几乎个个寻花问柳，奸淫佃户妻女，使得宿迁当地有俚语“庙前庙后十八家，都是和尚丈人家”。

    宿迁一带的佃农，如果讨老婆而在新婚第一夜不把妻子送到田主的床上，倒是大逆不道，是不道德了，往往还会被村中宿老指责，认为这损害到一村集体的利益。

    这就是初夜权了。

    由于苏北鲁南是古代的鲁地，儒家传统影响较深，普通百姓往往羞于谈论涉性话题，加上初夜权本身存在着隐秘性，当事人多不愿对此加以张扬，但林淮唐是亲口从方声洞那里了解到情况，江北的初夜权情况是真实且普遍存在的。

    自然，有些人说田主都是有钱的阔老板，而乡下佃户的妻女往往都是皮肤粗糙、相貌丑陋的劣女子，所以阔老板们怎么瞧得上她们？

    是，这种情况的确存在，例如方声洞带第二师枪毙的淮阴孙圩孙大琨，家有田地26顷多，据调查此人每闻佃农娶妻，就会叫上团丁，挑了被子，拿着毡毯，提着尿壶，他自己捧着水烟袋跟在后面，一步三晃，三步九摇，到了佃农的家里，只说：“把你姑娘带来睡睡看，好才要，不好两便。”

    但还有的呢？

    还是江北，不过这回不是方声洞枪毙的，而是公审大会时被当地群众活活剐烂炖肉的沭阳程廉泉。此人有一个口头禅叫做“尝新”，